投资公司银行贷款(贷款银行投资公司是干嘛的)

生物医药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，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，生物医药的作用更是无可替代。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业主力军，无论从社会责任出发，还是从自身业务发展考虑，都应加强对生物医药行业的金融支持。但该行业具有高投入性、高创新性、高技术性、高风险性及高效益性等特点，与商业银行传统授信政策不同，所以迫切需要商业银行总结生物医药行业发展趋势，分析其融资特点和不同生命周期下的经营特征，剖析企业融资难的根源，转变思维做好生物医药行业的金融配套服务。

生物医药企业金融需求特征观察

生物医药产业是指将基因工程、细胞工程、酶工程、发酵工程及蛋白质工程等生物技术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制药行业，制造市场上可流通的药品并进行规模化生产的产业。国内生物医药产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发展，一直增长迅速。2020年全国七大类医药商品销售总额24149亿元，扣除不可比因素同比增长2.4%。目前中国已有80多个地区（城市）建设了一批医药科技园、生物园、药谷。其中比较成熟的产业园有吉林通化医药城、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、中关村(000931)生命科学园、北大生物城等。

当前，医药企业融资渠道可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，其中，外源融资又可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。从生命周期来看，一般企业生命周期分为种子期、初创期、成长期、成熟期及衰退期五个阶段。医药企业则呈现出不同的新药研发进度：临床前研究、临床一期、临床二期、临床三期和临床四期。不同阶段体现出不同的融资需求，值得商业银行研究关注：

种子期。此时医药企业往往处在临床前期研究，仅有技术方向。政府基金与创投公司可与各专业园区招商团队提前合作，从项目招商引资阶段开始介入，在企业落地之前量身定制金融扶持方案，针对种子期企业不确定性高、轻资产、融资难等特点，以天使基金、产业引导基金等为企业首次融资破土，搭配担保、小贷公司等的支持，助力企业顺利渡过种子期。此时也可对接商业银行提供支付结算等中间业务服务，聚焦于法人或者高级技术人员的个人金融服务，比如，个人理财、消费贷或推介天使投资人等，暂时很少提供授信支持。

初创期。生物医药企业的基础性研发已经取得突破，企业将获得关键性专利，主要的市场方向日趋完善，部分产品即将开启临床试验、团队的扩充、研发设备的投入等因素，使得该阶段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大增，但等企业技术转化为产品、产品为市场所接受仍然需要一个验证的过程，此时，企业资金流动主要为研发支出，收入较少。对于该阶段的企业金融服务，一般采取股权投资和债权融资相结合的模式。股权投资是通过天使基金和产业链基金方式支持；债权融资则采用小额贷款、担保及融资租赁的方式支持：小贷公司可直接为企业提供小额贷款；担保公司可继续以流动资金贷款担保的方式向企业提供支持；融资租赁公司可向企业提供直租或售后回租服务。此时，商业银行也可综合利用政府补偿基金适当予以小额度的信贷支持，采用风险分担等成熟的业务模式，并撮合第三方机构（会计事务所、税务局等），为企业提供税务、财务和优惠补贴服务。

成长期。此阶段生物医药企业已经渡过风险最大的阶段，公司处于扩大规模阶段，技术转化基本实现，一般已进行临床二期，资金需求量极大，金融服务的方式也可以逐渐多元化。其核心资产主要是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。在创投基金的股权和债权扶持基础上，可引入商业银行对拥有专利权的优质企业提供专利权质押贷款业务；也可提供融资中介服务，协助企业引进战略投资人；或联合外部机构，协助企业尝试新三板挂牌，进入资本市场。

成熟期。此时，医药企业往往已有项目处于临床开发末期或新药已成功上市，生产和销售已有或即将实现大规模增长，盈利模式趋于稳定，风险已大幅降低，融资渠道较为丰富，也是商业银行青睐的对象。对此，创投基金可以通过Pre-IPO轮或定增方式分享企业发展红利，在企业申报上市的各个阶段争取上市奖励政策。针对优质的拟上市公司，商业银行可尝试优先向银行托管的PE、VC推荐，为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和财务顾问服务；协调客户资源，支持拟上市企业进行市场拓展；针对该类企业改进产品、研发新药、扩建产能、并购等需求，积极给予各类授信支持，比如，扩建厂房的固定资产贷款，改进产品及开发新产品的中期流动资金贷款，并购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并购类融资及顾问服务；再如，基于核心企业的信用，为上下游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；通过现金管理系统等产品，为集团客户提供资金归集服务、资本市场服务等。通过传统信贷业务、交易银行业务、跨境投融资业务、投行并购业务等表内外、本外币、境内外的业务组合，满足成熟企业多样化的融资需求。

生物医药企业不同生命周期对应的金融服务体系

生物医药行业特征及融资难点剖析

通过分析可以看出，商业银行对生物医药企业的金融支持主要集中在成熟期。生物医药企业在产品研发前期之所以难以获得银行贷款，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：

生物医药产业风险与银行债权收益存在矛盾。首先，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不确定性大。该行业投入大，研发周期长，风险大。国外曾有人对医药研发形象地总结为三个“10”：即10亿美金、10年开发和10%的成功率。制药企业从研发到投产销售，需要经过审批部门的多次审批，一旦未通过认证无法上市销售，则意味着投资失败。医药企业投资风险的不确定性与银行贷款安全性形成矛盾冲突。

其次，生物医药企业存在信息不对称。该行业细分种类繁多，专业性强，属于高度知识密集型行业。银行从业人员专业知识相对不足，对技术和市场前景无法做出准确判断，给授信带来一定难度。

最后，商业银行收益有限。与股权投资的高收益不同，债权投资即使企业研发成功也仅能获得固定的利息收入，商业银行收益与所承担的风险相比严重不匹配。

生物医药企业资产情况与银行担保要求存在矛盾。首先，可抵押资产少。生物医药产业是典型的轻资产行业，研发投入资金多，仅靠抵押物融资难以覆盖其资金需求。比如，某医药企业对笔者反映，该公司占地仅30亩，能抵押的有形资产已应抵尽抵，仅获得银行贷款800万元，但其一年研发费用高达2000万元，该企业的发明专利业内评估价近亿元，正处于审批“排队”阶段，但专利审批时间长以及结果不确定，使其难以作为融资担保方式。

其次，有效担保难。地方财政或科技部门的担保基金由于资金体量有限，只能解决部分医药企业融资担保问题，且审批时间长，不能完全满足企业初创期和成长期的融资需求。

最后，知识产权质押模式不成熟。大多数生物医药企业从事新药开发时会有核心技术和专利，但银行难以对其知识产权进行有效定价。外部的知识产权评估、交易流转体系也不完善，存在估值难、质押登记难、处置难等问题。

生物医药企业研发周期与授信时机存在矛盾。一方面，资金需求时间存在错配。生物医药企业研发阶段和临床阶段最需要金融支持，但并不具备融资条件，很少有银行雪中送炭。在药品研发成功上市后，由于市场的专利垄断，药品毛利率一般很高，短期内可获得大量销售回笼，此时完全可以利用前期产品成功的收入进行下一阶段研发，资金相对充裕，但银行对此类“现金牛”企业趋之若鹜，只能算是锦上添花。

另一方面，资金需求与贷款期限不匹配。新药上市认证标准严格，流程复杂，要耗费大量时间，如果认证失败再重新申请，更延长了项目投资期。新药的研发周期通常在8年以上，企业需要大量的长期铺底资金支撑，但银行短期流动贷款为1年，中期流动资金贷款为3年，且银行中长期贷款审批权限大多集中在总行和省行层面，灵活性和时效性略差。笔者不久前对部分生物医药企业的贷款情况进行调研发现，94%的企业获得了5年以内中短期贷款，仅有6%的企业获得5年以上长期贷款。

生物医药企业财务特征与银行考核机制存在矛盾。一方面，银行授信是债权思维并受到监管约束，需要充足的现金流和固定资产抵押。医药企业到了临床二期，可以说风险已经可控了，但由于其财务报表中现金流为负数，要从银行贷款仍然很难。同时，监管部门对授信的第一还款来源有严格的要求，对无还款来源的企业难以发放贷款。

另一方面，生物医药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用途主要是研发、测试、市场推广、人员工资等费用，并不像传统流动资金贷款用于原材料采购等。项目贷款也往往不像传统模式一样建设厂房或是生产线，最终可能形成知识专利或者新产品，这与很多银行的固定资产贷款制度不相匹配。

商业银行怎样支持生物医药行业

对很多银行而言，在尚未有效得到风险抵补或收益覆盖的情况下，在早期以较高的信用风险及合规风险介入生物医药企业，如果后期形成不良，会面临被银行内部追责的压力。建议商业银行转变思维，对医药企业改变传统的关注企业盈利和实物抵押物的审贷模式，向判断企业核心竞争力（例如专利获取、人才队伍等）的新模式转型。打破依赖历史业绩和担保作为贷款审批主要标准的传统，为医药行业制定专属的信用评价体系。

以全新评价标准解决信息不对称，解放审贷思维。一方面，可充分建立与专营医药细分行业的风投、创投机构的共享机制，因为风险投资通常会深耕于某一行业细分领域，同时可加强与科创孵化器、行业协会、评估公司等的合作，借助外部信息来评级企业。

另一方面，商业银行自身也应提高对生物医药企业的判断能力。建议可从以下五个维度间接评价企业：一看创始人及管理团队的教育经历、工作经历、技术背景，原始股东的资金实力；研发团队历史业绩，是否获得过省级双创奖励或权威协会的认证等；二看主要项目的重点方向和领域，团队的主要成果是否与项目研发方向相匹配，科技成果是否能够顺利地转化为劳动成果；三看产品阶段，不同阶段的成功率是完全不同的，其中临床二期后的成功率较高，可重点观察三个门槛：即药品的审批情况、医疗器械的临床情况和企业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情况；四看后续融资的难易程度、股权融资情况（包括融资轮数、估值情况、出资人实力等），以及是否有业内著名的机构投资或者政府类基金介入等，这些可为银行带来较高的示范效应；五看关注成熟期企业新药市场营销能力、结算回笼管理、市场前景和规模等。

多途径取得风险补偿，平衡收益风险。一是开展投贷联动业务。部分商业银行集团内已拥有金融全牌照，可通过“贷款+子公司股权直投”“贷款+子公司远期权益”等方式开展投贷联动。商业银行与投资公司优势互补，在客户推介、信息共享、贷后管理、交叉预警等方面开展合作，通过股权收益来弥补债权的风险，通过债权的刚性约束来保证投资的安全。

二是充分利用风险补偿机制。借助政府提供的业务贴息、利差补贴、风险补偿等政府激励政策，通过政府引导、商业化运作、专业服务的模式，为部分信誉良好的企业提供无抵押、免担保信用贷款；与保险公司合作，建立“政府+银行+保险”的风险分担机制；与担保公司合作，通过批量担保和个案担保两种形式，为企业的信贷提供担保。

三是构建层次明晰的产业基金。建议构建政府牵头的“母基金+产业引导基金+风险投资基金+并购基金”投资体系。以母基金拓宽融资渠道，争取各类引导基金参与，探索与市场化资本的合作；设立产业引导基金，吸引资本引导早中期优质医药高新技术项目落地；设立风险投资基金，培育一批具备自主研发能力、掌握核心技术的医药企业；设立并购基金，帮助部分掌握核心技术但经营不善的企业实行并购重组，完善退出通道。

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方案，创新业务产品。一是针对医药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特点和融资需求，为授信产品设计匹配运作规则。在初创期探索风险分担业务，并在专利等动产上探索质押模式；在成长期和成熟期开展税款返还担保、股权质押、项目贷款、并购贷款、供应链金融等多种贷款形式；在衰退期建立退出机制，打破传统授信压缩退出的局限，引入上市、被并购、技术转让、清算等多种退出模式。

二是依托数字金融开发新产品。通过与政府合作获取公共信用信息，包括政府部门信息和公用事业信息等，将重视固定资产的传统抵押模式转向更注重企业资信状况、交易数据、资金流向、供应链等多维度的全景式授信模式。

三是加强资产池、现金管理等产品应用，以产品带结算，沉淀低成本资金，做好项目延伸。做好医药企业归行结算，将授信客户的结算流水长期锁定。有选择地给予差异化的定价策略，既能增加客户黏性提升综合收益，也能及时监控企业情况做好贷后管理和风险预警。

丰富风险缓释及退出机制，优化担保措施。一方面，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质押业务，加大对拥有核心技术的生物医药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。针对创新能力强、成长性高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医药企业推出知识产权质押贷、科技成果转化贷、人才贷等特色信贷产品。主动对接政府部门，积极搭建互通互联桥梁纽带，构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合作平台。同时，进一步加强对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评估公司的资质管理，保证商业银行能够获得准确专业的评估信息。

另一方面，通过加快资产流转实现多方受益。传统企业经营不善的结局往往是破产清算还债，但医药企业若有核心技术，则其市场价值可进行估价，资本市场愿意通过承接方式继续该企业的研发。可设计授信的退出机制，寻求合作资本方的承接通道，或转让给合格投资人。

加强内部培训与外部交流，探索创设专营机构。一方面，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。生物医药行业专业性强，需要加快专业客户经理和信贷审批人员体系建设。建议聘请专家为银行顾问，或吸收专业人员进入信贷部门，通过与专业机构合作，培养多学科交叉复合型人才。

另一方面，可探索在医药产业聚集区域设立专业化服务机构。例如，中国银行在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设立“融驿站”、交通银行在南京医药(600713)产业园设立专项服务部等，都是很好的尝试。建议对此类专营机构实行事业部制运作和考核，增强其灵活性和竞争力，对专营机构和人员设置差异化的考核和问责制度安排，增加试错、容错机制，完善尽职免责制度。

（本文原载于《中国银行业》杂志2022年第1期）